随着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加强对罗马尼亚的渗透，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成了俄土争夺的重点。俄国对土耳其的胜利客观上削弱了土耳其对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促进了这两个公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推动了它们争取独立的斗争。

在夹缝中求生存谋独立，就成了罗马尼亚此后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从1711年到1821年，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实行了一种名为法纳里奥特的政体，这110年也被称为法纳里奥特时期。奥斯曼帝国扩张到巴尔干半岛之后，希腊人在这个帝国里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由于这些人主要来自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居住区法纳尔，因而也被称为法纳尔人。许多法纳尔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里当官，有的还被苏丹任命为摩尔多瓦大公和瓦拉几亚大公，这便是所谓的法纳里奥特政体。

关于奥斯曼帝国采取这种体制的原因，罗马尼亚的学者认为：“本地君主对参加反奥斯曼斗争太热心，因而不能再取信于土耳其人。由于不可能把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变成巴夏辖区（这种做法过去就证明不适用于罗马尼亚诸国），土耳其人就用君士坦丁堡法纳里奥特人充当使罗马尼亚诸国归顺的最合适的工具。”

从根本上说，土耳其人实行这种政体是为了限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自治权。在政治上，土耳其人就是要控制它们内部的政权构成。“在法纳里奥特统治的一百多年里，瓦拉几亚更迭了四十次国君，摩尔多瓦更迭了三十六次。”根据土耳其人的规定，每个大公的任期只有3年，土耳其当局可以将他们调来调去。比如，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就在瓦拉几亚当了六次大公，在摩尔多瓦当了四次。在经济上，土耳其人要两公国在战时无偿提供劳役和产品，在平时则要按规定的价格将粮食等经济产品卖给帝国政府。在外交上，土耳其人要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奥土、俄土战争期间，土耳其把许多罗马尼亚的地方割让给了奥地利和沙皇俄国。其中，奥地利1718年通过《帕萨罗维茨和约》得到了巴纳特和奥尔特尼亚俄国1774年成为当时依旧承认土耳其宗主权的摩尔多瓦的保护国，1812年通过布加勒斯特条约得到了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比萨拉比亚。另一方面，法纳里奥特这种体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多瑙河两公国之间的联系，如公爵们在两公国之间频繁调动有助于采取共同的组织措施和改革措施。马弗罗科尔达特1746年和1749年分别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废除了农民对君主、寺院或贵族的人身依附。在奥土战争和俄土战争结束进行谈判时，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代表也提出两个公国不仅政治权利要得到恢复和尊重，而且应当在一个“贤明的君主”领导下联合起来。

18世纪下半期的两次俄土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对多瑙河两公国的控制，也促进了两公国争取独立的斗争。进入到19世纪，外族对罗马尼亚的剥削和压迫在加重，而罗马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也在增强。不同社会阶层都想摆脱外来统治，1821年1月，奥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起义就是这种民族意识的总爆发。起义最初开始于奥尔特尼亚，很快就遍及整个瓦拉几亚，对特兰西瓦尼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而且也反对国内的封建势力，所有要求摆脱法纳里奥特体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社会阶层都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了。虽然被奥斯曼政府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是，这次起义意义巨大。《罗马尼亚共产党纲领》说，它“标志着罗马尼亚近代史的开始，是争取自由和社会正义、摆脱外国统治的奴役、确立罗马尼亚人民民族权利的斗争的一个转折点”。这次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终结了法纳里奥特的政体，恢复了本土人的统治。1822年7月，奥斯曼帝国政府彻底放弃了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变成巴夏区并通过军事长官进行统治的打算，任命了当地人作它们的大公。与此相适应，法纳里奥特政体连同罗马尼亚人供奉法纳里区贵族的义务也都结束了。